又有名人去世——演员哈利·戴恩·斯坦通（Harry Dean Stanton）、音乐家格兰特·哈特（Grant Hart），在公众之中又掀起新一轮悲痛。我的社交媒体主页又充满了缅怀和感人的回忆，悼念这些电影、电视、音乐届的伟大生命的逝去。

通常我们认为，是戴安娜王妃20多年前去世的事件，激发了公众悼念这些只出现在他们客厅一角的小荧幕上的陌生人的举动。也许，这种悲痛背后还有另一个原因：人们是在纪念某种和家类似的概念。

现代流行文化发源于上世纪50年代，在60年代发扬光大，此后逐渐发展。摇滚音乐和电视几乎是同时在50年代发迹。1956年图像技术刚刚发展起来，1月时英国就有570万户家庭拥有了一台电视，到了1960年1月，这一数字几乎翻倍，达到1100万。1970年1月，全英国1840万户家庭中，有1690万人家中拥有电视。在美国，1950年，9%的家庭拥有电视，到1960年这一数字增长为87.1%。

电视很快就不再只是家庭中的一种装饰品，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在1958年，希尔德·希梅尔维特（Hilde Himmelweit）在伦敦政经学院发起的一些研究发现，儿童每周观看电视的平均时长为11-13小时。电视和流行音乐更是相辅相成：1958年，美国流行音乐节目《美国舞台》（American Bandstand）每周的收视人数达到4000万，查克·贝里（Chuck Berry）甚至在《美好的十六岁》（Sweet Little Sixteen）一歌中唱道：“他们会在费城的《美国舞台》中献唱（They’ll be rockin’on Bandstand,in Philadelphia PA）。”

同时，家庭的结构也在发生改变。1955年，49.5%的英国适龄女性和38.3%的美国适龄女性参加工作；到1965年这一数字分别增加到51%和44%；十年后为55.1%和53.2%。父母外出工作，孩子们和电视、广播、音乐播放器一起待在家里。

这导致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人成为流行文化孕育的第一代人。他们就像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在《绝不屈服》（No Surrender）歌中所唱：“从一张3分钟的唱片里学到的东西，比以往在学校里学到的一切都要多！”他们的生活经验并不是从和父母在壁炉边促膝长谈中得到，而是从大卫·鲍伊、鲍勃·迪伦和琼尼·米切尔的歌声中学到的。他们的娱乐活动不再是室内游戏，而是BBC游戏节目《代际游戏》（The Generation Game）。当他们想弄清青春期涌现的各种情绪时，他们不会和家人聊天，而是听史密斯乐团（The Smiths）等各种乐队。

上百万的小孩和音乐明星、电视电影演员共度的时间，远远超过他们和父母一起度过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60和70年代的儿童节目主持人通常是父母类型，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选用邻家哥哥或姐姐的形象）。他们经历了教育的发展、婚姻的推迟，也因此让他们成为成年生活来得稍晚的一代人，他们与自己听着、看着长大的明星们之间的联系从未减弱。

因此，当人们为明星的死亡感到格外悲痛时，也许他们不是在为明星本人哀悼，而是与他们联系更为紧密的经历。他们也许把这种悲痛与失去父母的痛苦联系起来，或是在潜意识地迎接至亲将会去世的现实，他们失去的是家庭的一部分。一位朋友说她得知大卫·鲍伊去世时的感受：“我一直觉得他是我生活中一个坚强的父亲、教父形象，他一直是我脑海中和蔼、创新的声音来源。”

另一个人说到Prince：“他的去世给我带来的影响甚至让我觉得有点尴尬。我一直觉得，从小时候起我就一直与他同行。他让我想起我的母亲，她总是受不了他。”

还有人说：“我们这一代人是第一代‘了解’电视明星的。我对艾里克·莫克姆（Eric Morecambe）的怀念，与我怀念我的祖父母一样。”

我认为，许多人并不是把明星的去世当作某人事业或生命的结束，我们认为这是自己相信的事、自己家庭的结束。这提醒我们生命和自我的基础是多么脆弱。

翻译：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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